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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关怀临终关怀

发布时间:2020-07-13 12:08:53 阅读: 来源:矿用通信电缆厂家

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

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放哨者的敲锣示警,以及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叫骂声曾将他们一步步逼回车里。

他们认准了我们这里会死人,他们不希望看见救护车。李梅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早就评估过风险,根本就不会做临终关怀的服务,没想到即使这样还是遭遇了这么大的误解。

李梅的遭遇总会让北京松堂医院的副院长朱伟想起一段22年前的往事:作为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当松堂医院第一次尝试搬到社区里时,曾遭到上百个居民的围堵。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一度在马路边上坐了4个多小时。

近日,一连串相似的事件又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2014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200多个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具有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伟忍不住感慨,我们不断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

健康者的责任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事业在中国的境遇却仍然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死亡是特别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这个死字。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的机构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而张雪梅则决定,必须向邻居们隐瞒这件事情。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20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些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位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都手拿一枝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轻轻献给离世的老人。

当然,送走老人的遗体时,我们会走特别通道,尽量避开他人,但这主要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张雪梅说。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国。上海新华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沈伟在英国考察时发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般会建在离社区10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沈伟说,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用一个细节就能表现,在小镇上,公墓往往会占据社区里最好的位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作《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死亡教育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一位长期服务于养老机构的香港社工记得,2006年左右,几家香港非政府组织同时发布了关于善终服务的报告,其中一个发布会更是直接在殡仪馆举办,感觉那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相关的服务和讨论都开始慢慢增多,整个社会像是打破了一个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谈的了。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的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要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同伴的一种责任。

文明的标志像一枚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在没有后续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各个医院均不肯收治。

少有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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